#百家说史迎新春#
1946年春天刚开始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打完好一阵子了，可国共两边的关系却越来越僵。在上海，民盟的头儿王绍鏊住的地方，一大早，天还挺冷呢，一辆汽车开来，下来了一对夫妻。
穿着南京国民政府中将军服的吴仲禧，和老婆一起来看望老朋友。吴仲禧走上前轻轻敲门，没过多久，一个女佣推开大门边上的小窗户，询问吴仲禧是谁以及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没一会儿，一个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的大汉打开了大门，他大步流星地把这对夫妇领进了自己的家。这个大汉就是王绍鏊。
大家打了招呼后，王绍鏊和吴仲禧一块儿去了书房聊天。王绍鏊瞧着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的老朋友，请他坐在椅子上。
王绍鏊坐直了身子，眼睛紧盯着吴仲禧，压低声音说：“我听说，你的大儿子是共产党！”吴仲禧一听这话，心里猛地一颤，怎么可能呢！
王绍鏊回过头，从旁边抽出一叠资料，递给吴仲禧说：“这是你儿子亲自交给我的入党证明材料，他都入党五六年了，你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吗？”
吴仲禧翻看着自己儿子亲手写的资料，连连感叹：“真是出乎意料，完全没想到啊。”
你们父子俩都成了党员，真是上阵不离父子兵啊。这事儿传出去，肯定是一段美谈。以后就让群敢来帮你一起工作，有了这层父子关系，你干起活来也方便多了。
王绍鏊望着吴仲禧，慢悠悠地开了口。吴仲禧连忙应声：“我一切都听组织的。”
没想到这位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中将的吴仲禧，其实是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此刻正悄悄藏在国民党里面。更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儿子吴群敢竟然也跟他老爸一样，是个地下党员。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之前，这对父子居然都不知道对方心里真正信的是什么。
这位国民党中将，手握大权，地位显赫，究竟是怎么悄悄加入共产党，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呢？而他的儿子，又为何步入了父亲当年的那条“秘密道路”？
【上阵父子心连心】
1946年，身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的吴仲禧，经常到各处看看国民党的军队情况，并处理各地军队的好多事情。
这活儿费力又没人感激，因此他得罪了不少手握大权的军官。
但他还是很乐意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他还有个国民党不知道的秘密身份，那就是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就像是共产党在漫长布局中埋下的一颗隐蔽的棋子，这颗棋子在国民党内部静静地躺了许多年，如今已经攀升至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之位。
他现在手里的这份工作，给他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但他因为地位高、权力大，所以特别引人关注，特别是吴仲禧因为心里向着共产党员，曾偷偷帮过他们，虽然没有证据，但还是被查了。
所以，吴仲禧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难找到能帮他传递情报的共产党员，这让很多情报都没法顺利传出去。
这时候，吴群敢，他的儿子，在很久没有和共产党的上级联系上之后，恰巧在上海重新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决定让吴群敢担任他父亲的联络人。
从那以后，吴群敢经常从上海跑到南京去看老爸，而吴仲禧去上海出差时，也会顺便以看儿子的由头去处理些事情。
就这样，父子俩一来一回，把搜集到的消息送到党组织那里，同时也把党组织的新命令安全地交到吴仲禧手上。
靠着父子间天生的亲密关系这层掩护，吴仲禧多次成功地把得到的重要消息传递给党组织。
吴仲禧到了广东后，得知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地区有可能被调动的兵力情况。但因为他要调回南京，身边又总有随行人员，所以没法把消息传出去。
党组织只能安排吴群敢在探望父亲的时候，顺便把这份关键的情报带回来。
之后，吴仲禧经过朋友吴石的介绍，认识了那时候“华中剿匪指挥部”的情报科长胡宗宪。吴仲禧找了个关心前线战事的借口，请胡宗宪定期寄给他几份战报，好让他参考参考。
那时候，吴仲禧经常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为了能快点收到这些很重要的消息，他就把收信地址写在了吴群敢住的地方。这样一来，那些接连不断的战况报告就直接送到了共产党那里。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吴仲禧在徐州的军事营地做事。党组织对吴仲禧的这个任务特别上心，让他务必在前线多搜集些重要消息。
吴仲禧到了南京后，继续前往徐州行营，结果刚好碰上“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去前线检查了，只有参谋长李树正在那儿迎接他。
在徐州的军事指挥中心机要室，吴仲禧看到了一张军用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注了国共两边军队的驻扎地点、队伍编号、兵种种类等所有重要信息，整条战线的布局一目了然。
《徐州那边的情况汇总》
看到这张地图，吴仲禧心里激动得不行，但因为有李树正在旁边，他只能强装镇定，暗暗记住了一部分。
吴仲禧跟着参谋进了机要室，等参谋一出门，他就赶紧用笔把重要的情报抄了下来。得手后，他明白这份情报对整场战役有多关键，心里急着要把情报送到党组织那里去。
没过多久，吴仲禧就找了个生病的理由，说要回南京看病，李树正很干脆地代替刘峙，同意让吴仲禧回到大后方去。
吴仲禧到了南京没歇脚，直接去了上海找吴群敢。一见面，吴群敢就问起徐州那边咋样了，吴仲禧就跟儿子简单说了说。
那边现在可乱了，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天气这么热，想喝口水都不容易。
接着，吴群敢被吩咐去联系上级，对徐州情报的事情只字不提，他自己直接跟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头人说了这事，口头讲了，还写了书面报告，然后又用“李白电台”把消息传给了党中央。
在后来的淮海战役里，我军牺牲了13.4万人，却成功打死和抓住敌军55.5万人。
而这份《徐州剿总情报》在淮海战役里，算是我们得到的所有敌人情报中最齐全的一份了。
吴仲禧会走上革命这条路，其实和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于黑暗中找寻一点光明】
1895年，就是清朝和日本签《马关条约》那一年，吴仲禧在福建福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出生了。他因为是爸爸老来得的儿子，所以特别受疼爱。
10岁那年，他老爸吴先生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把他送进了私塾学习，后来又转到离家不远的辅前小学继续念书。
在小学的时候，吴仲禧的英语老师经常会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革命家的故事，给这些小学生们灌输革命的理念。这让吴仲禧的心里燃起了热情。
1911年，16岁的吴仲禧不顾爸妈的反对，坚决地加入了军队。从那以后，吴仲禧就走上了他既漫长又曲折的当兵之路。
那时候的政治局势变化得特别快，吴仲禧当兵还不到两年，就赶上了袁世凯抢权，爱国的军队受到了冷落。不过他很走运，被选中去军校深造了。
过了四年，他被调到地方军队，却没被重用。那时候的他心里又苦又闷，对未来一片茫然。到了1922年，刚结婚没多久的他，还是下定决心再次加入军队，参与了北伐战争。
在北伐战争那会儿，吴仲禧看不惯国民党军队的歪风邪气，可当他看到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后，心里头对共产党人是又敬重又佩服。
1927年的时候，他碰到了共产党员蒋先云，并且偷偷地和蒋先云说：
像我这样一个当过兵的人，想问问能不能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现在，吴仲禧在军队里已经是个不小的官了，他是二十六师的副师长，还临时管着师长的活儿。
但真的很可惜，原本说好战后要好好聊聊的蒋先云，却在临颍之战里英勇牺牲了。
看上去加入共产党的机会没了，但吴仲禧心里一直想着要入党，他不愿意跟着反共的南京政府走，所以就自己离开了军队，回到了福建福州。
1934年，“福建事变”结束后，他跑到广州躲了一阵子，在那里碰到了共产党员王绍鏊。
1936年年初，眼看就要打抗日战争了，吴仲禧二话不说就去了抗日前线，不在乎官大官小。他到了苏浙边区绥靖公署，当上了参谋处的科长，主要负责建国防工事。
那一年，吴仲禧还跟在上海的王绍鏊联系上了，并约好了见面。见面时，王绍鏊跟吴仲禧实话实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吴仲禧心里激动极了，立马就跟王绍鏊聊起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和牺牲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一起打仗的经历，还问现在能不能申请加入共产党。
在王绍鏊和何克希的引荐下，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吴仲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像一颗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隐形棋”。
从那以后，吴仲禧总算是走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长久困惑和寻找，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不平凡、最值得骄傲的新旅程。那时候，吴仲禧已经42岁了。
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吴仲禧，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但他一直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他利用自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身份，好几次帮助共产党员脱离险境。
1939年的时候，吴仲禧是韶关的警备司令，他在那个位置上，好多次都用了自己的权力，来保护八路军在韶关唯一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就是那个驻韶关办事处，让它能安安全全的。
在一场饭局里，他听到保安处要搜查办事处的消息，于是他就装作喝醉了回到司令部，让弟弟赶紧去通知办事处。同时，他还悄悄派人保护办事处负责人云广英他们，帮助他们离开韶关。
1946年，抗日战争打完了，吴仲禧被调到南京军事参议院当了个中将参议。到了4月份，他借着去看儿子的由头，跑到上海去找地下党组织汇报和请示工作。
在上海，他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的儿子匆匆见了一面后，就赶忙去好友王绍鏊家里了，接着就发生了文章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
以前，吴仲禧对儿子吴群敢在上海的工作一直不太瞧得上。记得吴群敢刚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班那会儿，吴仲禧就提醒儿子：“那是个花花世界，你可得小心谨慎啊。”
吴仲禧之前在军队里时，曾把跟着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同样在军队里秘密工作的共产党特支部的同志照顾，他盼着儿子能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成长。
不过那时候大儿子已经不小了，而且我们也不能老待在一起，所以我对吴群敢有所保留，没把自己入了共产党这事儿告诉他。
现在看着儿子亲手写的入党材料，吴仲禧心里特别高兴，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走上了和自己一样的道路。
【吴群敢曲折的寻党经历】
我本来是在1941年的时候，在韶关曲江的仲元中学成为党员的，当时介绍我入党的是……
其实，吴群敢在高中那会儿，就已经在学校里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刘渥丹，他注意到了这个借了《西行漫记》看的小伙子，然后就开始和他打交道了。
刘渥丹在和吴群敢多次打交道后，了解到吴群敢思想开明，于是经常给他上党课。到了1941年，吴群敢读高三那年，刘渥丹还帮他安排了入党宣誓仪式。
她说一句，吴群就跟着重复一句，从刘渥丹的身上，吴群真切地体会到了共产党员的那种崇高与纯洁。
后来，吴群敢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但他一直记得刘渥丹对他的叮嘱：
低调行事，别乱攀关系，等时候到了自然有人联系你。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吴群敢虽然不再是党组织的一员，但他心里还是向着共产党的，多次悄悄参加了共产党对外的一些活动。只不过，他从来不敢自己说出来，更不会主动去找党组织联系。
1946年的时候，吴群敢去了上海证券所上班，有次碰巧加入了上海民盟，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好朋友王绍鏊竟然是上海民盟的头儿，于是他就去拜访了王绍鏊。
吴群敢和王绍鏊聊得非常开心。之后，王绍鏊自己提起了土地归国家所有的事儿，好像在摸底吴群敢的想法。吴群敢于是也顺着话茬试探说：
“民盟的组织实在有点松散，感觉啥事儿都办不成。”
王绍鏊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老兄，你要是想找更靠谱的组织，我也能帮你想法子。”
吴群又惊讶又高兴，他意识到这位父亲的老朋友其实是共产党人，于是赶紧想把自己加入党组织的事情告诉王绍鏊。
可是话才说出口，王绍鏊就打断了他，让他把话写下来，整理成书面报告，好提交给党组织进行核实。
他回到家，就把自己从成为党员开始，到后来失去联系，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经历，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了纸上，然后交给了王绍鏊。
从那以后，吴群敢又重新和党组织联系上了。不过，吴群敢压根儿没想到，他回到党组织后接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当自己父亲和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人。
吴群敢交了材料后，足足等了快四个月，才终于盼来了党组织派来的联络人沙文威。这期间，他不停地向王绍鏊打听消息，可每次都只得到一句：“还得等，得找个合适的。”
吴群敢当时非常惊讶：一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班的小角色，他的秘密联络任务怎么这么难搞定。
直到联系员告诉吴群敢他父亲的工作内容后，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的中将父亲竟然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吴群敢回想起，自从父亲从王绍鏊家回来后，对他的态度就变得特别和蔼，也不再叮嘱他不要胡来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王绍鏊已经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了父亲。
但是吴仲禧从来没有直接跟吴群说过这件事，从那以后，父子俩心里面都明白，只是不说破。
打完渡江战役没多久，国民党政府各个部门就跑到广州这些地方继续办公了。吴仲禧按照党的安排，也回到了广州开始工作。
那年6月，吴仲禧得知国民党要在广州搞大搜捕，就赶紧去了香港。等广州一解放，穗港交通恢复后，他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从香港返回已经属于人民的广州，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长时间在政法和统战领域任职，他勤奋努力，为人低调。他当过省司法厅的一把手，也是民革中央的委员，还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并且多次被广东省选为人大代表。
吴群敢解放后就留在了上海人民政府工作，到了1950年，他又被调到国务院（那时候还叫政务院）去给周恩来总理当助手，帮忙处理财经方面的事务。
后来，他又创作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这本书，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收获了很多成果。
另外，吴仲禧的其余7个儿女在新中国各行各业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有的在银行系统发光发热，有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省级政府机关，还有的参了军，或者成为了工人。
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不管是普通的还是关键的，都靠自己的努力为社会贡献力量，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默默地为祖国建设付出所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中，有好多普通的岗位上，不少青年都在埋头苦干，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了老百姓的期盼而努力拼搏。
他们为了理想付出了巨大代价，不惜生命。而我们的共产党也没有让先辈们的努力白费，把新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让老百姓生活安稳、幸福的国家，让先辈们的付出有了意义。
这篇文章，专门用来致敬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努力拼搏的英雄们！
